祠，起先是用于紀念和祭祀某些偉人的場所，一般是對已故之人，對于在世的也偶有建祠，稱為“生祠”。

　　如《漢書》載，“文翁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及時祭禮不絕”。隨著魏晉南北朝名門望族的出世，祠堂也逐漸普遍化。但，自從科舉制的興起以及望族的消亡，民間祠堂又開始沒落，特別是五代至北宋時期，百姓居無定所，祖先的祭祀則僅限于每家每戶的正堂。

　　整個宋代，不管是北宋還是南宋，文人的異軍突起以及商品經濟的發達，使得儒家理學得到了廣泛普及，而宗祠的再次推廣多賴南宋時期的朱熹。

　　朱熹在《家禮》中談到，“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其宗旨是希望有識之家應建立宗祠祭祀祖先，以揚宗功祖德。此外，朱熹也提出了詳細的宗祠規制，有錢之族“祠堂之制為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柜，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

　　“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如此在朱熹的倡導下，朱熹理學文化影響下的江西、福建、浙江便在民間掀起了宗祠修建之風，而當時福建適逢經濟文化大發展時期，進士輩出，海外貿易發達，大量的文化輸出也使得宗祠文化傳播至福建之外。

　　以宗祠之名，一般用于祭祀開基祖或較前世的祖先，大有一地同姓祖祠的意味，故現存地區同姓總祠一般都用“大宗祠”作為尾綴。

　　而家廟的產生則相對宗祠要晚些，家廟的源頭包括宗祠和宗廟，宗廟本是皇權特有的，但隨著宋代忠君仁愛思潮的擴大化，大家與小家得到兼顧，朝廷也允許部分高級官員設立自己的家廟以祭祀自己的祖先。

　　于是別于宗祠的同族共祭，某宗祠的某人家如有高官產生時，得以以高官的名義設置獨有、小眾的家廟以自我祭奠，久而久之這種家廟便也成了宗祠的功能而流傳于世。

　　因此，宗祠與家廟的區別在于，家廟設立之前一定有過高官，而宗祠則不需要：先有高官才有家廟，先有宗祠才有高官。

　　什么樣的官才算高官，這個還真不好說。

　　因此，曾經高官比例較高的浙江、江西和福建便成了家廟的高發地，而其他地方則多見宗祠。

　　當然像家譜祠堂家廟等，每一個地方都還有獨特之處，上述的情況多指南方祠堂與家廟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