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帝王中，最熱衷于題字作跋的莫過于乾隆。御覽之下，必有跋語，駐蹕之處，自有題字，但凡書法、繪畫、陶瓷、玉器、石刻乃至文玩、家具、建筑，都留下了乾隆的題記，尤其是清宮舊藏的書畫，更是“重災區(qū)”。

　　如此沉迷于題字作跋，那么乾隆的書法水平究竟如何，乾隆又是怎樣鑒賞古代書法作品的呢?

　　用宋代箋紙練字的“業(yè)余書法家”

　　從順治朝開始，清代的帝王無不重視書法。康熙有一座右銘：“無一日不寫字，無一日不讀書”。康熙自幼好學工書，尤好董其昌書法，風格清麗灑脫，頗有帖學的風范。雍正取法趙孟頫和董其昌，行筆疾馳有序，暢朗嫻熟，文雅遒勁。乾隆自幼生活在宮廷品書論畫的環(huán)境中，可謂是耳濡目染。即便登基之后，閑暇之時，仍“弄翰抒毫”，以翰墨自娛，通過臨習古帖、書法創(chuàng)作與書法賞鑒，頤養(yǎng)性情，正如其常用的閑章“陶冶性靈”“觀書為樂”“幾暇怡情”“耽書是宿緣”等所刻。

　　雖是“業(yè)余書法家”，卻是勤于練習。梁詩正等人在《快雪時晴帖》跋語中談到：“我皇上好古敏求，萬幾之暇，精研八法，是帖心摹手追，不下數(shù)十百本。”在臣子的眼中，乾隆是個勤奮的皇帝。為了達到更好的摹寫效果，乾隆使用了珍稀的宋代箋紙。他不止一次在詩文、題跋中談到了宋箋，認為宋箋適宜書寫。但宋箋珍稀難得，乾隆在書寫前，先在普通紙張上試寫，而后書寫在宋箋上。乾隆不只一次命工匠洗去舊字，將宋箋盡可能地重新利用。

　　此外，在題字作書之前，乾隆還命懋勤殿的侍從按照紙幅的大小，安排字的順序及行款的位置，并起好草稿。乾隆對照著草稿，仔細摹寫。根據(jù)《石渠寶笈》初、續(xù)及三編的著錄，從乾隆二年到五十七年，乾隆的臨書和題識總計約有700余件，每年都有作品留下。可以看出乾隆的書法從清秀流利逐漸轉變?yōu)閳A勁渾厚，但以行、草為主的書體并未改變，清峻飄逸、含蓄蘊藉的風格，一如他推崇的王羲之。

　　對書法藝術的熟識與掌握，是乾隆鑒賞古代書法作品的必要基礎。

　　“業(yè)余書法家”的專業(yè)鑒賞

　　乾隆和同時代的收藏家一樣，對晉唐名跡十分推崇。不僅繼承了晚明以來的鑒賞方法，更發(fā)展出了自己獨特的鑒賞視角。本文概括為“考釋流傳”“風格賞析”和“鈐印題跋”3個方面。

　　首先，是考釋流傳。晉唐書畫，流傳千年，保存下來的寥若晨星，即便有幸存留，也出現(xiàn)了作者不詳、年代模糊、真?zhèn)坞y辨的情況。乾隆當然也面臨著這些問題。對于乾隆而言，最直接的鑒定方法是考釋流傳經(jīng)過，從書畫材質、文獻著錄、收藏印記、前人題跋等方面考釋書法的年代、作者與真?zhèn)巍Ｇ鍖m舊藏《出師頌》，有兩個傳本，一個是紹興內府本，一個是宣和內府本。紹興本有米友仁跋語，后歸王世貞爾雅樓，并收錄在《弇州續(xù)稿》中。宣和本則是文彭、文嘉舊藏，著錄在《鈐山堂書畫記》中。乾隆得到了兩卷《出師頌》。一卷有米友仁跋語，乾隆參照王世貞《弇州續(xù)稿》及米友仁跋語，斷定其為王世貞舊藏，是紹興內府本。另一卷，則根據(jù)筆意，認為其“墨氣筆意，似出雙鉤”。但沒有明確判定后者是偽作，只是定為次等。

　　其次，風格賞析。乾隆雖是“業(yè)余書法家”，但勤于臨帖，飽覽皇家珍藏，周圍還有為數(shù)眾多的精于書畫的臣工，其對晉唐書法風格也別有一番認識。清宮舊藏《臨鐘繇古千文》傳為王羲之真跡，1748年乾隆將其定為“內府鑒藏神品”，并作題識。其中有一段談到此帖的風格：“觀其筆意精到，而結構特為謹嚴，王肯堂曾收之郁岡齋帖，謂米元章定為右軍書。”1752年，又作題識曰：“其用筆結體，綽有內史矩矱，向以為的系真跡，諦觀之，實雙鉤本也。然鑒藏印識歷歷可數(shù)，卷首有瘦金題簽，即雙鉤亦當出唐宋高手”。或許是乾隆對王羲之書法的癡迷，自然而然地把《臨鐘繇古千文》視為真跡，稱贊其筆意精到，結構嚴謹。但隨著乾隆鑒賞水平的提高，又逐步認識到當初判定的錯誤，并再作題識，提出“雙鉤本”的看法，且是出自唐宋人之手的作品。

　　再者，鈐印題跋。乾隆青睞的書畫，都會鈐蓋本人印章或題跋，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如果只是一般閱覽，則只有鈐印或書寫題簽，如王羲之《曹娥碑》。《快雪時晴帖》最能代表乾隆對題跋的沉迷。王羲之墨跡只有四行，大約占半開，原藏者唐太宗、宋徽宗、宋高宗、金章宗、元仁宗等，只鈐印璽若干，另有趙孟頫等寥寥幾人的題跋。而前副頁四開、后副頁九開及本幅的對幅，都布滿了乾隆的題識、御題詩與摹古繪畫，常常要在左右綾裱處挖出空白，用以題字。空白題滿后，另行挖白，綾裱之處，幾無縫隙，成為乾隆本人的書畫冊。根據(jù)書畫家何傳馨的統(tǒng)計，乾隆在《快雪時晴帖》上留下了多達63則的題識，年代從1746年到1795年之后，橫跨半個世紀。乾隆的題跋多在冬日，以詩歌吟詠瑞雪豐年。

　　如何看待乾隆的書法鑒賞

　　乾隆倚靠廣袤的大清江山，以內府豐厚的皇家收藏為基礎，以臨碑摹帖為前提，把書法鑒賞作為個人生活的一部分，既“藏”又“賞”，既以“弄翰抒毫”為樂，又通過“翰墨自娛”將自身融入中國傳統(tǒng)的士大夫生活。乾隆常常在繪畫中，把自己描繪成一個漢族士大夫。當乾隆下江南，召見南明遺士的時候，不僅是以皇帝的身份，也是以文化繼承人的面孔，與那些捍衛(wèi)“漢官威儀”的遺老遺少，品書論畫。駐蹕之處，總是留下墨寶，或是石碑，或是匾額，或是楹聯(lián)，不僅是性好題字，也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淡化自己的“異族”身份，并以此感化士人學者，倡導文治。

　　乾隆在保護古代藝術品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乾隆時代，大量珍稀的古代書畫作品入藏內府，重加裝池，配以囊盒，題簽考釋，著錄成冊，奠定了今日故宮博物院的重要基礎。當然，就古代書法作品而言，乾隆所認為的晉唐真跡，很多并非真跡，只是摹本，其考釋、鑒定的方法，也頗有爭議。乾隆在古代書畫上的題識，雖有毀壞古代藝術品的嫌疑，如《快雪時晴帖》上的題識，不惜在綾裱上挖出空白。卻不得不說是中國書畫鑒賞的一個傳統(tǒng)，乾隆只是把這種傳統(tǒng)發(fā)展到了極致。或者說，這種題跋本身，也已經(jīng)成為中國書畫鑒賞史的一部分。

　　現(xiàn)在的“乾隆收藏熱”，大多只是熱衷于乾隆時代的藝術品，如陶瓷、玉器、琺瑯器等，尤其是乾隆時代的宮廷用品。乾隆御筆也備受推崇。有評論家認為乾隆對藝術的品位偏俗氣，甚至是低俗。也有人提出“乾隆收藏熱”應該降溫。在贊嘆乾隆藝術品的偉大、美麗之時，請不要忘記乾隆的書法修養(yǎng)，尤其是乾隆鑒賞古代書法作品時的方法與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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