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為遜色。他是繼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書論家。他于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康有為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康有為振聾發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作服務立言。康有為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頻頻譏諷，而他卻對張裕釗則大加稱贊，不惜抬舉到“國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處由此可見，但必須辨證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展達到了嶄新的歷史高度。就康有為的創作而言，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云峰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于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于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于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蕩，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征表現。就創作形式上來說，以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

　　康有為在書學理論上雖持見多有偏激，但其對碑學的闡幽發微、探賾索隱是他人無可比附的，故其貢獻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然他的創作實踐并未能像他的思想—樣光芒四射。他認為“古今之中，惟南碑與魏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有論者以此為坐標比照康氏本人的創作，謂其心有余而力稍遜，仍未能擺脫早年的帖學窠臼。康有為書法早年學王羲之、歐陽詢、趙孟頫，后從學朱九江，宗法歐陽通、虞世南、柳公權、顏真卿，又力學張芝、索靖、皇象章草，后又轉學蘇軾、米芾、鐘繇等，自謂執筆用朱九江法，臨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于南北朝。由此可知，碑學的養分他只吸收了—部分，其他均是雜糅諸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