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23 07:30　來源：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　
　　作者：傅剛（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傳世文獻無疑以《尚書》為最古，后人論《尚書》文體，或稱八體，或稱十體，視《尚書》文體已備。就后人的認知來看，謂其文體已備，是就現(xiàn)存的各體名稱而言，事實上《尚書》各體，起初并無固定的體制，但形成文獻專書之后，堯、舜、禹等的發(fā)言，便由史官或整理者根據(jù)他們的身份和內(nèi)容而定某一名稱，這便成為某種文體。試以《尚書》為例以說明之。

　　上古寫作，先有史，史官記言記事，初無體制，然王之言行，視其場合不同，而有不同記載。故堯、舜之言稱為“典”，皋陶、大禹稱為“謨”。典訓為常，與經(jīng)相同，但名典不名經(jīng)，孔《疏》說是“經(jīng)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偽孔《尚書序》說：“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以典定為堯、舜之言，即此文體在先秦時具有特定意義，亦見先秦時其文體已經(jīng)定型，所以后之文體不可再稱“典”。《國語·楚語》記申叔時對楚莊王問傅職說：“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韋昭注稱《訓》《典》指五帝之遺書。春秋時，《尚書》容或未成編，故《左傳》往往稱“夏書”，此處《訓》《典》或即《堯典》《伊尹訓》一類。

　　“謨”訓為“謀”，孔《疏》說是“皋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是說《大禹謨》《皋陶謨》乃皋陶與禹同為帝舜所謀，故知其文體命名，亦是因文成篇。后人因見《書》載圣賢之謀，非能因襲，故解釋說：“謀之已定謂之謨。”（宋黃倫《尚書精義》引張氏語）專謂皋陶、大禹之言。虞夏書年代緬邈，文獻不可稽征，故《堯典》諸文見疑于后人。但若全盤否定，亦未有確當之證據(jù)。要之，或為周人據(jù)上古文獻整理而成，故曰“曰若稽古”。這樣的話，名“典”、名“謨”，或亦為后人所為。后人存意以先圣之言與后圣之言區(qū)分，故定其文體為“典”為“謨”。故就文體看，《堯典》諸文與誓命之文，有明顯的區(qū)別。孔《疏》說“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于是乎始”，是孔穎達亦以為虞夏書與商、周書不同。古者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與事相分，然虞夏書言事并記，則似為后人所整理。就此而言，上古時或有記言記事之官，但文體并無固定，只是以言、事區(qū)分而已。后人名篇，亦如孔穎達所說“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若《甘誓》以下，記征伐之誓師之辭，則為信史。“誓”，孔《疏》引《曲禮》訓為“約信”。將戰(zhàn)之前，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如《甘誓》所言“予誓告汝”之“誓”。誓辭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威逼利誘，兼而有之，是所謂“誓”之體。其后如《湯誓》《泰誓》《牧誓》諸文，雖其經(jīng)文或為偽《書》，然其文體，則為古《尚書》所載。諸《誓》并與《甘誓》同，是其文體具有固定形態(tài)的證明。然《誓》并不僅用于戰(zhàn)，孔《疏》引《周禮·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孔《疏》解釋說：“《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祭禮重大，亦須與百官誓戒。誓，取其約信之義，或用于軍旅，或用于祭禮。《尚書》所載多是誓師之辭，祭誓不載。至于《秦誓》，與征伐誓師不同，是“誓告群臣之辭”，當是誓之變體。

　　誥體，《尚書》有《仲虺之誥》《湯誥》《康誥》《召誥》等，誥本義即告，訓為示，以己意告示別人。但《尚書》所載多為王言，故又解為以上告下稱誥。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引《字書》云，告上曰告，發(fā)下曰誥。此以上下分告、誥，其實上古未必如此。《書》載《仲虺之誥》，即仲虺告湯之語。此誥，偽孔《傳》解為“會同曰誥”，孔《疏》引《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后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作注腳，并說：“‘誥’，謂于會之所，設言以誥眾。”但仲虺此處僅對湯一人而言，非是會同，孔《疏》解釋說孔安國是泛解諸篇誥義。其實會同曰誥，當是周以后新起之義，解釋的不同，正說明上古時文體并未如后人所說那樣分明。

　　《尚書》諸文體，記王言為主，初未必有文體篇名，正如孔穎達所說：“《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制，隨便為文。”是上古諸文體，皆據(jù)事而成名，非有固定體制。但隨著社會活動的日益豐富，尤其是周以后，制禮作樂，體制周密，司職清楚，掌文之職，均各有分工。如《國語·周語》所說“瞽獻典、史獻書、瞍賦、矇誦、庶人傳語”，可見是皆各有職掌。則文體亦漸固定，且分工明細。

　　《周書》載有周朝誥命諸文體，文體雖承商書，體制卻有所改易。如《太誥》，據(jù)《書序》，武王崩，三監(jiān)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而作《太誥》。與《商書》諸誥相比，《太誥》責數(shù)武庚之罪，言自己當繼父祖功業(yè)，務去叛逆之罪，勸人勉力用心。其時武王初崩，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洶洶，故三監(jiān)叛而天下疑周公，周公乃以誅叛之大義告示天下。然“兵兇戰(zhàn)危，非眾所欲。故言煩重”。此誥已與《仲虺之誥》等不同，而與誓書略相同。孔《疏》引陳壽說：“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也。”此外，就文辭看，周時顯然較殷商時為繁復，是由質(zhì)及文，椎輪大輅之故也。

　　周人文體，當然不限于《尚書》所載，如《逸周書》有“解”體。又如西周的銅器銘文，據(jù)郭寶鈞說，周初銘文各有風格，頗少沿襲，演進到了穆王，策命漸多，書史若有定格，到厲王時，幾于“公文程式化”了。大概的格式是紀時、紀地、右和受命者、作冊尹、冊命辭、對揚、作器、祝愿。郭寶均說：“好象那時作冊尹手中有這樣一種格式，遇有錫命，只把不同的時、地、人名、命官、賞錫等分別填進去；制器者照樣加上一段對揚、祝愿的話，就把它鑄出來。”（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西周銘文由非格式化至于格式化，正是文體產(chǎn)生和定型的過程。格式化也就是傳統(tǒng)的建立。但顯然，先秦時期文體傳統(tǒng)并沒有保持太久的時間。在東周以后，這個傳統(tǒng)很快就被破壞了，原因就是社會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政治、文化活動都與西周有了極大不同，原先固有的文體規(guī)定，不適合新時期的要求，而新時期也不斷產(chǎn)生新的文體。

　　《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2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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