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作為中華文化最重要的兩翼，道家和儒家的關系比較復雜，它們之間有互相學習的一面，也有互相對立的一面。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曾請教過老子，黃老道家和儒家也曾互相影響。但是，當時儒道之爭已見端倪，孟子對楊朱、莊子對儒家，荀況對莊子，都有過強烈的批評。到了西漢時期，儒道之爭也進入白熱化階段，司馬遷曾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漢武帝執政后，儒家成了勝利者，而道家被壓制，直到魏晉時期，玄學興起，道家重新復活，儒道之爭也重新開始，不過這一階段主張儒道調和的觀點更為流行。魏晉之后，道家思想只能依托道教信仰繼續存在，但因為純用儒家會帶來王莽式的災難，所以以后的統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內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內施黃老”。在許多朝代立國初期，儒家思想和黃老思想互為表里，為社會經濟文化的復蘇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時期，許多學者主張儒釋道“三教合一”，而儒家宋明理學和陽明心學的形成過程中，也曾受到道家思想強烈影響。到了清代，諸子學興起，許多儒家學者精研道家，成為儒道會通人士，這為以后道家復興打下了基礎。
法家
　　道家與法家的關系主要是黃老派與法家的關系，從學術淵源上來說，法家是黃老道家派生出來的。法家學派非常重視道的規律性，明晰了“道”與“理”的關系，對道家思想有繼承和改造。而他們重點闡述的所謂法術勢，都是黃老道家首先提出來的。在許多方面有相似之處，所以許多人認為，黃老道家和法家一樣都是“人君南面之術”。但是，黃老道家堅持“道本清靜、以道生法”的原則，和法家學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另外，黃老道家主張兼采百家，而法家主張禁絕百家，這也是重用法家思想的暴秦滅亡之后，新起的漢朝要用黃老思想撥亂反正的重要原因。
名墨兩家
　　道家和名家、墨家的關系也非常密切。傳說老子的弟子——文子曾問學于墨子，《墨經》中也包含有老子的一些思想片段，同時名墨兩家的思想也對道家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首先，莊子的學術思想就是在與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也許還包括公孫龍）的長期論戰中形成的，而主張兼容并包的黃老道家更是積極吸取名墨兩家有價值的思想，黃老道家著作《管子》、《恒先》、《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的名墨思想。道家學者宋钘、尹文因為大量采納名墨思想，前者被人當成了墨家，后者則被人當成了名家。至于后來魏晉玄學的興起，也與名家“辨名析理”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名墨兩家中絕后，它們的一些觀點和著作也有賴道家道教的保存，才能讓我們一窺究竟。
兵家
　　李澤厚先生說：“《老子》確有多處直接講兵。有些話好象就是《孫子兵法》的延伸”。其實，不僅是《老子》，道家的其他著作如《黃帝四經》、《文子》、《呂氏春秋》、《管子》、《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兵家思想，甚至有些句子和兵家著作一模一樣。另外，道家學者鹖冠子還曾為趙將龐煖之師，龐煖曾多次向他請教，并領兵打敗燕國，《漢書·藝文志》也曾把許多道家著作列入兵家，又把許多兵家著作列入道家，這些都說明道家和兵家關系密切，并曾經相互影響。不過道家論兵，是其“經身理國”的副產品，與兵家單純關注軍事大有不同。
雜家
　　因為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現出了一種斑駁蕪雜的特點，所以在歷史上經常被人當成雜家，但事實上，黃老道家對諸子百家思想，無一不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干的。反映在《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家學說，加以融會貫通而已。反映在文本上，就是不斷出現精、精神、一、應、因、虛、靜、時變、無形、無為等概念，和《晏子春秋》等純粹的雜家有所不同。所以胡適在其《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認為：“雜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雜家的新名。漢以前的道家可叫做雜家，秦以后的雜家應叫做道家。”
佛教
　　佛教剛傳入中國時，是通過附會道家哲學來宣揚教義的，此即世稱“格義佛學”時期。魏晉玄學后期，莊子哲學受到玄學家乃至佛教僧人的推崇，直接影響到魏晉時期玄佛合流的趨勢。僧肇是東晉時期著名的佛教哲學理論家，自幼“歷觀經史，備盡墳籍”、“每以莊老為心要”，對傳統文化非常熟悉，后以老莊哲學發展般若中觀學說，創造了第一個中國化佛教哲學體系。后來的佛教又結合道家等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形成了天臺宗、華宗、禪宗等中國式的佛教派別，尤其是禪宗，它結合了道家“任自然”的理念，曾在唐宋年間風靡一時，至今在世界上有廣泛的影響。
自由主義
　　第一個發現道家和自由主義關系的是晚清學者嚴復，他反復強調：“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為而無不為’”，“治國宜聽民之自由、自化”、“治國宜順自然，聽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后來，許多西方古典自由主義也開始推崇道家思想，并把道家思想視為人類共同的自由大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自由至上主義者羅斯巴德和包雅士曾稱老子與道家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義者”。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東京演講時，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曾引用《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另外，有些西方學者（如《遠東經濟評論》總編邁克、英國哲學家JJ·克拉克等）還認為，道家思想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直接源頭。他們認為近代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將“無為”翻譯為“自由放任”，并對亞當·斯密產生了直接影響。而著名英格蘭經濟學家L·Young則認為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思想，可能來源于司馬遷的《貨殖列傳》中“低流之水”的市場機制。
基督教
　　和一般的西方民眾相比，基督教接觸道家文化很早，《道德經》最早就是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傳教士介紹到西方去的。不過一開始，傳教士們對道家文化基本上是排斥的，20世紀以后，隨著認識的深入以及華人基督教徒的增加，這種情況才有了明顯改變。今天的基督徒，一般對道家文化持有三種態度：
　　一是對道家思想全盤否定，這主要是一些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
　　二是以林語堂、袁步佳、尤利烏斯·格里爾等人為代表，認為基督教和道家思想可以并行不悖，無須把兩者視作兩極對立的生活方式來評價，所以他們致力于基督教和道家思想的溝通和融合；
　　三是以遠志明、劉小楓、洪予健等人為代表，他們認為道家與基督教雖有許多相通之處，但對自然而言，道家不知“神”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供應者和審判者，因此也就不會對有位格的“道”——神，產生敬拜、感恩之心，妄圖依靠人自己來“返璞歸真”，結果與儒家“內圣外王”一樣，都陷入讀書人清高自傲的泥潭。對社會而言，道家雖然警覺到權力崇拜的危害，但卻并不像基督教一樣努力拯救，而是選擇逍遙和逃避，所以也就無法在處處充滿困境的社會中找到一條終極出路。
伊斯蘭教
　　穆罕默德的《圣訓》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伊斯蘭教自唐永徽二年(651)傳入中國后，已與儒釋道文化發生了“相互融匯”的現象。著名回族學者王岱輿、劉智等皆精通儒釋道三教經書，他們大量運用“道”、“太極”、“兩儀”、“玄機”、“虛靈”、“清”、“真”等道家理念闡述伊斯蘭教教義，《天方性理》等著作以“真”作為伊斯蘭教文化的支點，創“真一、數一、體一”之“三一說”，而伊斯蘭教中的蘇菲派，從理論到修煉更是與道家道教思想暗合。在中國西北地區的一些蘇菲教團，如嘎地林耶的修行生活和體驗中，蘇菲大師或門宦教主們還吸收了許多道教和佛教坐靜、默思、練氣、靜修甚至苦行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有“清真道士”或“清真和尚”之稱。對于此種現象，日本已故學者井筒俊彥還進行過深入的比較研究。
道教
　　“道家”與“道教”二詞，常被不加區別地使用，關鍵原因是它們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關系。
　　首先，道家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基礎。雖然道教吸收和兼容了儒家、墨家、佛教、民間巫術等各種傳統思想，但道家思想還是道教最根本的基礎，如果沒有道家思想作為基礎，道教充其量就是一種民間信仰，不可能形成儒釋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其次，道教的信仰和崇拜對象，除了民間固有的神靈之外，許多是“道家”理念和人物的神化（如原始天尊太上老君等）；第三，魏晉玄學過后，道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派別已經消失，道家思想只能依托道教信仰繼續存在。如果沒有道教信仰的力量，道家可能像墨家、名家等學派一樣，湮滅在歷史的塵煙中；第四、許多道教人士對道家理論的傳承和創新有過卓越的貢獻，如成玄英的重玄學說、陳摶的太極圖等。所以將道家和道教完全對立起來，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道家和道教雖然存在多方面的聯系，但它們的區別也是明顯的。
　　首先，道家是先秦時期創立的思想流派，而道教是兩漢逐漸形成，后又有若干發展分化的宗教。
　　其次，道家作為一種思想流派，崇尚大道，主張“惟道是從、道法自然”，主要從事的是學術活動和其他政治文化活動，奉《道德經》、《莊子》、《黃帝四經》等為經典。而道教作為一種宗教，將道家人物神化以提高其知名度，有其神仙崇拜與信仰，有一系列的宗教儀式與活動，追求的是“長生不老”，其主要典籍是《道藏》。
　　第三、道家無為自化，重視不言之教，沒有嚴格的組織和師承關系，但道教卻非常講究師承關系，有教徒與組織，其主要派別的傳承是大致清楚的。
　　第四、道家（尤其是黃老道家）雖然提倡兼容百家，但都是以道家為主，融會貫通而成。而在道教那里，更多的卻是“以丹解道”、“以儒解道”甚至“以佛解道”，傳統民間信仰的意味很濃。
　　第五、道家分為老莊易派、楊朱派、宋尹派、老子關尹文子派、彭蒙田駢慎到派和黃老易派。除了老莊易派有一些隱世思想外，黃老易派和楊朱派等都是積極用世的。但道教受到佛教影響，極力宣揚出世思想。因此，雖然道教在理論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為教主，但是二者還是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說道教就是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