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說，命運問題——亦即人的“安身立命”問題，是一切哲學的核心。從中國哲學史的角度看，此言甚是?；厮菸幕脑搭^，如果說儒家哲學更多著眼于人作為群體的“安身”問題，道家哲學則于人作為個體的“立命”問題探討更多，尤其是莊子，他以“做減法”的思維方式（或如馮友蘭所說“負的方法”）深入追問和探求個體獨立與心靈自由等終極問題，在哲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命運”主題的發現

　　沒有人能逃離他的時代，從思想探索的角度來說，此言不虛。就莊子而言，其奇妙瑰麗的哲學，即是對其所處時代的省思，同時亦是對大時代中個人命運的叩問。

　　莊子生活在戰國中期，與孟子處于同一時代。自春秋時期開始的權力下移和政治分裂至此愈發嚴重，周王室已完全喪失對地方的控制，名存實亡，諸侯國之間征戰兼并、稱王稱霸，政治、經濟、社會等都處于持續的動蕩之中。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大抵會有兩種思想傾向：一者出仕建言、扭轉亂世；一者出世避亂、明哲保身。兩相比較，孟子走的是頭一條路，而莊子選的是后一條路。

　　莊子的選擇首先基于他對自然生命的領悟。在講述孔子向老子“問道”的故事時，莊子曾借老子之口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之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莊子·知北游》）在莊子看來，人的一生好比透過縫隙看奔跑的白馬，不過就是一瞬間的事情，蓬蓬勃勃地出生、成長，落落寞寞地衰老、死去，生死只是一瞬之變化，而人類卻為了這一瞬之變化哀慟、傷悲，實在是不明智。

　　莊子的選擇還基于他對世俗生活的警惕。在講述崔瞿向老子“問治天下”的故事時，莊子再次借老子之口說：“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莊子·在宥》）桀和跖分別是暴君、盜賊，曾和史分別是孝子、忠臣。社會上，喜者怒者相疑，愚者智者相欺，善者惡者相非，誕者信者相譏，人人競逐義利，事事辯個是非，天下衰亂可見一斑。

　　對生命短暫、人生無常的深刻體悟，對世事渾濁、天下衰亂的清醒認識，都使莊子有足夠寬廣、深邃的視野觀察和思考人生：既然自然生命不受控制、世俗生活爾虞我詐，那人生的意義何在？“我”又該如何安身立命？換言之，“我”到底能在何種層面、以何種方式把握自己的命運？

　　莊子思考的結果是“解韜墮帙”“無攖人心”，也就是放棄天生的肉體負擔，解除世俗的人心桎梏，余生全部用來追求個體獨立和心靈自由。

　　走出“比較”的誤區

　　莊子發現，人總是喜歡比較，以己之長短比之于人之短長，而這正是通往個體獨立和心靈自由的“誤區”。


　　在《莊子·逍遙游》篇中，莊子講了大鵬南徙的寓言。北冥之中有一只身長不知幾千里的大魚，名鯤。鯤一朝變身為背長不知幾千里的大鳥，名鵬。每當海動之時，大鵬便展翅南徙。莊子援引《齊諧》的記述說，大鵬南徙時，得劃水三千里才能升空，升到九萬里高空才能正常飛翔，整個南徙過程要耗費半年光景。這引來了知了和烏鴉等小鳥的嘲笑：“我們想飛便飛，想飛往榆樹就飛往榆樹，想飛到檀樹就飛到檀樹。如果樹遠，一時飛不到，就落地歇一歇，然后再飛。何必為了南徙騰空九萬里呢？”

　　對此，莊子評論說，世間萬物的確存在差別，好比趕路，若只是去一趟郊外，路上最多也就吃三頓飯，回來的時候肚子還是飽著的；要是趕百里路程呢，那就得多備點干糧，因為白天怕是趕不回來；而要是趕幾千里路程呢，那就得準備三個月的干糧，不然路上怕會挨餓。

　　根據路程遠近準備干糧，這樣的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同樣的道理擱在其他事情上，人們怎么就糊涂了呢？大鵬一展翅即飛出成千上萬里，這既不能說明它有多勇武，也不能說明它有多笨拙，實在是因為它生就如此龐大的身軀和翅膀；知了烏鴉只在樹林之中起落穿梭，既不是因為它們靈巧，也不是因為它們格局太小，實在是因為它們生就了如此小巧的身軀和翅膀。

　　由此，盡管大鵬和小鳥有所區別——身軀大小和體態不一、飛翔高度和距離有別，可是就適合各自的“天性”來說，它們又沒什么不一樣。既然各適天性，那它們的逍遙之情，也就沒什么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鵬和小鳥不具可比性，既不需要比較，也沒必要相互羨慕或嘲笑，它們只要做好自己就夠了。

　　當然，要做好自己，首先得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天性和欲求，并拒絕與之無關的外界誘惑。為了說明這一點，莊子還講過一個故事。堯曾想把天下禪讓給當時的賢人許由，可是許由拒絕了，他說：“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能得天下，這是多少人的夢想?。】稍S由偏偏不要，他明白自己，懂得拒絕。

　　能明白自己天性自足，能拒絕外界名利誘惑，如此，便能走出“比較”的誤區，實現人格的獨立完整和心靈的自在逍遙。

　　擺脫“是非”的迷思

　　莊子的另一重發現，是人總喜歡爭辯，以己之觀點壓倒彼之觀點，而這亦是通往個體獨立和心靈自由的“迷思”。

　　在《莊子·齊物論》開篇，南郭子綦憑幾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嘆，妙悟自然，那悵然若失的樣子就像丟失了魂魄一般。子綦的學生顏偃立侍于前，看到老師的樣子非常驚異，于是上前詢問：“形同槁木就已經很難了，老師是如何做到心如死灰的？”——正如學者所普遍指出的，“形同槁木、心如死灰”顯然是莊子所理解的坐忘的最高境界。


　　子綦說：“顏偃問得好，有進步。昨天我坐忘時形同槁木，忘了外物的存在，今天坐忘心如死灰，我連自己的存在都給忘了，這一點你能明白嗎？”子綦進一步解釋說，坐忘是分層次的，形同槁木是較低層次，而心如死灰層次則相對較高。這就好比音響聲律，從“人籟”“地籟”到“天籟”，層次也是一步一步提升的。其中“人籟”最好理解，就是人吹簫所發出的音響，宮商異律，短長不一；“地籟”，是風吹萬物發出的音響，相較“人籟”變化萬千，奇妙難言；可是有分別、有優劣的音響還算不上最高級的音響，最高級的音響是“天籟”，是萬事萬物自身的律動——物物順其自然，人人率性而動，固然氣象萬千，各自足無待。

　　莊子認為，人們執迷于“人籟”“地籟”，也就是執著于音響的高低、優劣，以這樣的心態傾聽“天籟”，是不會有所收獲的。坐忘的道理也一樣。要想做到“心如死灰”，就不僅要忘掉外物的存在，還要忘掉自身的存在，使心靈徜徉于無分無別、無執無著的自由之域。

　　此等境界何其難也！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有分別之心、評判之心、是非之心，總是執著于分別、評判、是非。“是”是“是自”，即認為自己是對的；“非”是“非彼”，即認為別人是錯的，只要有“自—彼”（“我—你”）的意識，便會有“是—非”的分別，二者相競相爭形成惡性循環，是是非非永遠爭不出一個結果。

　　既然如此，那取消相對概念中的一方、使另一方“無對”不就行了嗎？用莊子的話說：“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跳出惡性之循環，跳到“環中”，沒有了“我”也就沒有了“你”，沒有了“是”也就沒有了“非”，如此，便可以不變應萬變，以無是無非的心態應對外界的一切是是非非，享受心靈的自由和逍遙。

　　余論

　　生逢戰國亂世，莊子以其對自然生命的深刻體悟和對世俗生活的高度警醒發現了“命運”這樣一個哲學主題。終其一生，他都在追問和探求：到底該如何“安身立命”？究竟該如何過好此生？

　　如果說儒家哲學傾向于在世間和人倫關系中安頓人生，那道家哲學尤其是莊子哲學則另辟蹊徑，他不斷地告訴人們，要從世間、從人倫關系中跳脫出去，去追求個體人格的完滿獨立和個體心靈的自在逍遙。

　　莊子不是信口開河，莊子哲學自有其獨特的思考視角和嚴密的論證邏輯：想實現個體獨立，首先要明了并接受自己的天性，走出“比較”的誤區，拒絕外界的誘惑；想實現心靈自由，首先要知曉并確立“天籟”的地位，擺脫“是非”的迷思，物我兩忘，是非雙遣。

　　隨著生活節奏不斷加快、人們生活壓力日益增大、心境心態浮躁難安，莊子的智慧在當今益發凸顯其價值。也許我們永遠都不可能真正出離這世間，事實上我們也并不必要出離這世間，我們只需要在煩瑣細碎的日常生活中，時時提醒自己莊子曾闡揚過的至理：按照自己的節奏，去做該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