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

　　儒家是中國古代在董仲舒“獨尊儒術”之后最有影響的學派。作為華夏固有價值系統的一種表現的儒家,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學術或學派。一般來說，特別是先秦時，儒家是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和墨家并稱顯學。在秦始皇時"焚書坑儒"受到重創，在漢武帝時，為維護專制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施思想鉗制后興起。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復雜，在廣泛汲取古代典籍精華基礎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私人講學”，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會。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精華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與禮、從前孔子時代的禮樂制度到孔子的仁禮思想、孔子的仁、禮、孝道、《論語》中的孝、《孝經》論孝、孔子的命觀、孔子命觀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觀的特征與內涵、“修身俟命論”的人生指導意義、孔子的人生問題　論、樂　　　

孔子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孔子與弟子論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與默、孟子的性善論與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學說以及荀子的性惡論與禮治說、儒家思想的流變、貫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學思想、“性即理”——周、張、程、朱的理學思想、“心即理”——象山、陽明的心學思想、               新儒家——西學東漸的文化回應、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學促進現代經濟發展的可能等內容。“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區分開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士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圣、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于華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范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吸收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于劃時代的歷史變革中，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于動蕩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臺，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 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后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并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沖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云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兵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學術與言論的開明為儒家思想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而漢朝在漢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十分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也利于社會的穩定，和鞏固儒家思想，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于通過“正名”恢復“已一去不復返的“周禮”所代表的時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后，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于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并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漢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漢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漢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當時儒道兩家學派有個明顯的共同趨勢就是道家往下層社會發展成民間道教；而儒家則在上層社會發展成了廟堂儒教。
　　   漢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后其它思想學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范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于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對于中華民族寶貴的傳統文化，中國現有的一切都是以傳統為基礎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當代很多外國思想家正在反思社會的運行模式和走向，并感覺到了其中的潛在危機。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結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國，而他們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值和重要性必將日益顯現出來，這一點已經有所表現。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連續性的文化，也是中國眾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價值的核心精神和觀念。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領導哲學從闡釋世界與人生最本源的規律出發，得到了對領導理論最精辟的闡述和分析，并且對領導的內涵做出了最為本質和精準的界定。“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明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當代發展儒學思想主要用于企業的管理，應用儒學思想延伸出的領導力智慧是當代企業領導者的必修課，在企業管理方面的應用已經成了當代管理者核心理念。

       1)  程朱理學
　　廣義的理學泛指以討論天道性命問題為中心的整個哲學思潮；狹義理學專指程朱學派（廣義的理學包括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該文的理學特指程朱理學）。理學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頤，奠基于程顥、程頤，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學體系。他把太極之理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提出了系統的格物致知說和知行學說，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學說和有關修養方法的學說。 
       宋朝時，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因此程朱理學成為儒學主流。朱熹作《伊洛淵源錄》確立了北宋理學產生、發展、傳衍的歷史統緒，使之具有一個統一的學術流派的地位。
       2)  陸王心學
　　中國宋明時期的哲學流派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南宋時期，針對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陸九淵提出“心即理”；針對朱熹“即物”才可“窮理”的理論，陸九淵提出更為便捷的“發明本心”的主張。到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在認識論上主張“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陸九淵的哲學觀點是“明心見性”、“心即是理”，經明朝王陽明發展為心學，形成了“陸王心學”。程朱理學的理論基礎是《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而陸王心學的根據則是《尚書》中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明代晚期，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之間進行的義理之爭轉入了儒家文獻的全面考證，由此產生了顧炎武的漢學。
       3)  宋學與漢學
　　漢學與宋學的對立是清代儒學的主線，又因滿清變成儒學和皇權的道統之爭，康熙等以宋學的名義逐漸從儒學士人手中奪取儒學道統。漢學大師惠棟認為“宋儒之禍，甚于秦火”。戴震進而指出無論程朱還是陸王都摻雜了釋道的成分，作《原善》 《諸言》 《孟子私淑錄》 以及 《孟子字義疏證》尋找純粹的孔孟之道。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仁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具體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1)  “禮治”主義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于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2)  “德治”主義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3)  “人治”主義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并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范集于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1．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2．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
　　3．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1.  儒學現代意義的兩個重要原因：
　　  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我們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前夜，此時此刻，必須回顧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
　　  第二，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須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什么是“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 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
        2.  思想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于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并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于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后的。也是中華民族以前、現在和將來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會倫理思想，正是封建社會倫理觀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生活現實中的行為規范用通俗的語言--道德意識規范起來，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論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這種倫理思想上升到中華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代表----毛澤東和鄧小平掌握及創造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應用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功。 
       3.  研究價值
　　  現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將階級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鼓吹封建道德觀，強調通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忽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亞洲國家難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后的一切根源歸之于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