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遠大師　　

　　慧遠大師（334—416），俗姓賈，中國東晉時高僧，雁門郡樓煩縣人（今山西原平大芳鄉茹岳村人），出生于世代書香之家。居廬山，與劉遺民等同修凈土，為凈土宗之始祖。

　　他從小資質聰穎，勤思敏學，十三歲時便隨舅父令狐氏游學許昌、洛陽等地。精通儒學，旁通老莊。二十一歲時，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聽道安法師講《般若經》，于是悟徹真諦，于是發心舍俗出家，隨從道安法師修行。慧遠引老莊義為連類以解說佛經《高僧傳》,及以道家道體的永常不減，來詮釋法性。

人物介紹

　　慧遠，俗姓賈。二十一歲往慧遠太行恒山（河北曲陽西北）參見道安，聽講《放光般若》，豁然開悟后，以為佛教遠勝儒、道，遂從而出家。入廬山住東林寺，領眾修道。為道安的上座弟子，善于般若，并兼倡阿毗曇、戒律、禪法。因此中觀、戒律、禪、教及關中勝義，都仗慧遠而流播南方。曾與劉遺民等人，在阿彌陀像前立誓，這是佛教史上最早的結社，這一結社的目的就是專修“凈土”之法，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故后世凈土宗尊為初祖。當時的名仕謝靈運，欽服慧遠，替他在東林寺中開東西兩池，遍種白蓮，慧遠所創之社，逐稱“白蓮社”，因此，后來凈土宗又稱“蓮宗”。凈土宗的基本經典有《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佛》《往生論》等。

人物生平

　　西元365年，由于時事動蕩，隨同道安法師等，到襄陽弘傳圣教。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378年），前秦兵方云禪畫 唐詩僧棲白禪話 一度林前見遠公

圍襄陽，道安法師為免徒眾遭受戰禍，于是分遣大眾往各地布教，慧遠大師亦率弟子數十人南下，客居于荊州上明寺。西元381年，欲往羅浮山（今廣東境內）靜修弘教，路經潯陽（今江西九江）見廬山峰林閑曠秀麗，正是修行的好處所，即定居于此，建造精舍龍泉寺，領眾清修，弘法濟生。后來由于各地高僧名士望風而來者日益增多，龍泉寺已不敷使用。于是，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全力資助下，在廬山東面，重新建立寺院東林寺，作為集眾行道的場所。后遂成中國佛教凈土宗著名的發源地之一。 

　　西元402年，大師主持東林寺道風日盛，由于大師德行感召，各方名僧雅士都不期而至。如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劉遺民，雁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新蔡（今河南汝陽）畢穎之，南陽（今河南南陽）宗炳，張季碩等，此皆當世俊杰名士，都舍棄世間名聞利養，前來親近大師修行辦道。可見大師在當時的影響是何等的巨大。大師觀察此會大眾真為生死而來，便對大眾說：“諸君之來，能無意于凈土乎？”于是與劉遺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廬山般若臺精舍無量壽佛像前，建齋發誓：“眾等齊心潛修凈土法門，以期共生西方極樂世界”。并約定：“因眾人根器不同，福德有別，先得往生極樂凈土者，需幫助提攜后進者，以達到同生無量壽佛極樂國土之目的”。又命劉遺民著《發愿文》，刻于石碑上。

　　又有王喬之等人作《念佛三昧詩》以表達自己的志愿。大師也為之作序，序中說：“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萬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于是睹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以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于此哉？……是以奉法諸賢，或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后，以此覽眾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此次集會前，大師曾率眾于東林寺前鑿池種植白蓮，是以中國佛教史上稱此集結為“結白蓮社”，或簡稱“結蓮社”，并確認為中國凈土宗之始。而凈土一教后來之立宗，也因之而又稱為“蓮宗”。

　　大師自西元381年到廬山以來，歷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平時經行，迎送客友均以虎溪為界。縱然是當朝帝王晉安帝相邀，也稱病不出，在東林寺界內，志心于凈土，用功辦道，著書立說，弘傳圣教，將全部身心都奉獻于道場，奉獻于佛教。直至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西元416年），大師自知宿緣已盡，安然示寂于東林寺。時年八十有三，僧臘六十三年。潯陽太守阮侃及弟子將其安葬于廬山西嶺，門下名士謝靈運為撰碑文，歌頌大師的德行及其光輝一生。

　　縱觀大師一生的德業，可概述為四：

個人貢獻

創建四字真經

　　為使廣大信眾更好的崇信佛法，慧遠大師還依據《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和《往生論》，創建了口念“阿彌陀佛”四字真經，即可往生阿彌陀佛主宰的西方極樂世界的凈土理論和簡便易行的修行方法。

中國茶文化

　　“茶禪一味”源遠流長。佛教對茶道的滲透,《廬山乃志》中有記載：“晉朝以來，寺觀廟宇僧人相繼種植。”相傳，廬山云霧茶最早是一種野生茶，后來東林寺名僧慧遠將野生茶改造為家生茶。他曾以自種自制茶款待好友，常話茶吟詩，敘事談經，通宵達旦。到了唐代，廬山之茶已很出名了。宋代，廬山名茶被列為進獻皇帝的“貢茶”。另外民歌《茉莉花》由北方傳入江南，也有可能是慧遠所為。茉莉花原產于印度，東漢永平十一年隨佛教傳入中國山西的五臺山，而自從茉莉花傳入五臺山，深受僧人們喜愛，于是，譜寫佛樂的僧人便譜寫了以茉莉花為原型的佛樂《八段錦》。之后，隨著僧人們四處云游，該曲傳入江南，經后人加工，成了風靡江南的民歌。

中國山水文學

　　慧遠并不是專門從事山水文化的發展者。但是，由于他的人生的燦爛，便使得中國傳統的山水文化濃烈的人生色彩更具有基因上的穩固性。

　　東晉時代，是一個對自然山水覺醒的時代。《游記》最早誕生在此時。東晉隆安四年（400年）仲夏，慧遠率領弟子三十余人游廬山石門澗，這是我國文字記載最早的“組團文化旅游”。慧遠率弟子們從東林寺出發，到石門澗后，弟子們興奮得紛紛吟詩作賦。慧遠也寫了詩，并為大家的詩作寫了“序”，即《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并序》。這《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也被史學界定為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一篇山水游記名篇。其手法采取了分類描繪，把石門澗景物先融貫于胸，然后分別繪出山、水、石、樹之狀，宛如一幅幅畫圖，把石門澗奇景展現在人們面前。這種描繪手法是我國山水游記中的第一篇絕作，對我國山水散文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

　　慧遠的高徒宗炳，他的山水畫對后世影響深遠。宗炳——“蓮社”十八高賢之一。宗炳第一次和廬山結緣就修改了他的人生設計——他在廬山短短的50天里，染上了游山玩水的癖好。自此，對自然美的探尋便成了他生命的強大推動力，成了他造就自己生命光輝的起點。宗炳那篇《畫山水序》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畫論。

　　極具魅力的自然景觀，加上東晉時期慧遠、宗炳、陶淵明、陸修靜、謝靈運、鮑照等名人捷足先登的文化喧染影響，使得后來一代又一代文人騷客，熱衷薈萃廬山，游歷樂此不疲。

中華氣功

　　慧遠大師留給人們的不僅是一種佛教思想，而且有一種人們可以親身感覺到、體驗到的東西———大雁氣功。相傳大雁氣功由晉代高僧道安所創，慧遠是道安最高得意的門生之一，慧遠完全繼承了道安祖師創立的大雁功法，并歷代單傳。大雁氣功的形成與道家文化有著不可分離的淵源。

個人著作

《大智論要略》二十卷(亦名《釋論要鈔》)、《不敬王者論》一卷、《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答)》三卷、《大智論序》一卷、《阿毗曇心序》一卷、《三法度序》一卷、《妙法蓮華經序》一卷、《明報應論》一卷、《修行方便禪經序》一卷、《辯心識論》一卷、《法性論》一卷、《沙門祖服法論》一卷、《釋三報論》一卷、《佛影贊》一卷。

人物德業

弘護佛法，尊嚴僧格

　　遠公大師出家后，卓爾不群，發心廣大，“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進為道，無時或懈，道念日純。道安大師常常贊嘆說：“使佛道流布中國的使命，就寄托在慧遠身上了！”于此可見遠公的器識超出常倫。遠公二十四歲時，便開始升座講經說法，聽眾有不能理解的地方，遠公便

初祖廬山東林慧遠大師

　　援引莊子的義理為連類，采用格義方法，令聽眾清楚地領悟。由于這種講經的善巧方便，道安大師便特許遠公閱讀外道典籍。遠公講道之余亦勤以著述，相傳鳩摩羅什大師讀到遠公所著《法性論》后，大加贊嘆云：邊方未見經，便暗與理合，豈不妙哉！

　　在弘法傳道的過程中，許多人皈投到遠公座下。東晉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大師為前秦苻堅所執，往長安，其徒眾星散，遠公率領弟子數十人，打算去廣東羅浮山，路過潯陽（今江西九江），見到廬山清凈，足可以息心斂影辦道，于是駐錫廬山的龍泉精舍。時有遠公的道友慧永，對刺史桓伊說：“遠公剛剛開始弘法，就有很多的徒眾來親近他，將來一定有更多的學者來追隨他，如沒有一個比較大的道場，那怎么行?”桓伊聽了這話，發心建造東林寺。遠公自此以東林為道場，修身弘道，著書立說，三十余年跡不入俗，影不出山。由于遠公的德望，當時的東林寺成為南方佛教的中心。天竺僧侶，望風遙仰，“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廬山東林寺與長安逍遙園鳩摩羅什譯場，作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遙相呼應。佛教以為萬法皆由因緣所生，無自性，所以是“空”；其說顯然有極大的缺陷，如說緣起性空，果從因來，構成此果之因又是由前因所成，如此層層相追，則構成萬法之第一因如何而來？如仍有諸前因、諸前緣，則非第一因；如無前因，則是無因之果；緣起說既不可采，而談空說有，又同其偏執。中土的佛學則大量地采用了老莊道體說；也由于吸收儒道思想以入佛，方能使其思想漸至圓融，日以壯大。支遁、道安、慧遠、道生、僧肇等人，就是西晉末至劉宋時期的佼佼者。

　　遠公作為一代佛教領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嚴，針對當朝某些官員提出沙門應禮拜帝王的說法，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闡述僧人不禮拜帝王的道理，高標出家修道的胸襟，云：“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也。”遠公于此推重出家的志向，贊嘆修道的功德，無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亦令僧人自尊自強。由此，遠公嚴正聲稱：“袈裟非朝宗之服，缽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可謂擲地有聲，凜然剛骨，力爭僧格的尊嚴與獨立。迫使篡位的桓玄，下詔書確立僧人不禮敬帝王的條制，自此便成為中國的規約。

　　遠公志逾丹石，不畏權勢，心量廣大，惟道是從，保持著崇高的僧格形象。試以二例為證。其一，晉安帝自江陵回京師，輔國何無忌曾勸遠公在江干候迎，遠公稱疾不行。安帝不特不以此為忤，反而來信安慰遠公，謂“知所患未佳，其情耿耿……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嘆恨”。其二，桓玄征伐殷仲堪，行軍經過廬山，要遠公出虎溪一見，遠公亦稱疾不堪以行，絕不破例出虎溪去見賓客，桓玄只得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氣十足，不肯向遠公敬禮，哪知一見遠公的嚴肅神韻，不覺自然而然地致敬起來。桓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 ”遠公答云：“立身行道。”桓玄稱善。桓玄的問難基于《孝經》中“身體膚發，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以此經文非難慧遠“剪削”（剃發）為僧的行為，置對手于“不孝”的地位。遠公“立身行道”的答語也出自《孝經》，言簡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桓玄下山后對左右隨從說：像遠公這樣的人，實是我生平所未見過的，的確是個高僧大德!其后桓玄沙汰僧眾，特對他的僚屬說：“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于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公為此致書桓玄，廣立沙汰僧人的條制，桓玄悉皆遵從。由此可見遠公感化人之深。遠公具深厚的攝受眾生之婆心。陸修靜乃異教學者，而遠公送過虎溪，不以人而棄其言。陶淵明耽湎于酒，而與之交往甚密，欲其參加蓮社，簡小節而取其曠達。朝廷叛軍首領盧循，遠公執手敘舊，慈懷平等。足證遠公荷負至教，垂裕天人。祖師風范，高山仰止。

道隆德盛，威神莫測

　　遠公一生德業隆盛，飲譽遐邇。許多外國僧人都說震旦有菩薩大士應化，經常焚香禮拜，欽仰廬山。遠公本跡，吾人難以測度（鳩摩羅什大師贊稱為東方護法菩薩），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亦足以感發人心。

　　遠公率眾初抵廬山時，尋找創立寺宇的地方。一日與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群僧并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愿神力，即出佳泉。”爾時，遠公以錫杖掘起，清泉涌出

　　慧遠，因之構筑堂宇。其后天嘗亢旱，遠公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為民祈雨。轉讀未畢，泉池中有物，形如巨蛇，騰空而去。俄而洪雨四澍，旱情緩解。以有龍瑞，遂名龍泉精舍。

　　建造東林寺之初，木材匱缺，遠公為此發愁，夜夢山神稟告：“此山足可棲神，愿毋他往。”當夜天空電閃雷鳴，風雨交加，殿前水池中，涌出許多上好的木材（出木池遺址尚存東林寺）。刺史桓伊大為驚訝，更加相信遠公是神僧，召呼百姓出工出力，建寺速度加快。因將大殿稱作神運寶殿。

　　陶侃在廣州作刺史時，一漁人見海中有神光，撒網至放光處，得金文殊像，上有“阿育王造”的字樣。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寒溪寺供養。后來，寒溪寺遭火災，殿寺全被焚毀，唯有金文殊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幸存。陶侃移任江州作官后，派人迎請金文殊像，誰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多次打撈，了無蹤跡。當時有民謠云： “(金像)可以誠至，難以力招。”東林寺建成后，遠公至江上虔誠禱之，金像忽然浮出水面，遂恭迎金像至神運殿，另造重閣以供奉，并制文殊瑞像贊。

　　遠公容貌威嚴，令人一見頓生敬畏之心。據傳記載：時有慧義法師，以強正自命，不肯服人，對遠公弟子慧寶說：“你們都是一班庸才，所以對慧遠推服得不得了。你們看我和他辯論。”及到聽遠公講《法華經》時，屢次欲提出問題來問難，終因心情戰栗，汗流浹背，一句也不敢問。另有謝靈運恃才傲物，一見遠公，肅然心服。足見遠公感格人心之威德。

禮敬梵僧，移譯佛典

　　東晉時代，佛法雖已不斷地傳入，然尚不完備，所以梵僧來華弘化者，仍然絡繹不絕。遠公感于法道有缺，曾派弟子法凈、法領等西行取經，得到諸多梵本佛經。遠公遂于廬山置般若臺譯經，成為我國翻譯史上私立譯場的第一人。

　　遠公重視與梵僧大德交往，禮請他們弘法譯經，略舉數例：

　　（一）弗若多羅是專精《十誦律》部的學者，曾與鳩摩羅什合譯《十誦律》，不幸未譯完，就忽爾去世。遠公對此非常慨嘆，痛惜大法不能東來。后來，以律藏馳名的曇摩留支來到關中，遠在廬山的遠公即遣弟子曇邕入秦，親筆致書曇摩留支，請他發心將未譯出的《十誦律》余分翻譯過來，曇摩留支受遠公的至誠所感，遂將弗若多羅未竟的部分譯出，成為我國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

　　（二）鳩摩羅什大師佛學精深，獨步閻浮，于姚秦時代入關，大興譯場，學者云集，成為北方佛教的中心。遠公常常修書通好，殷殷致問，請教修證佛法過程中的疑難問題(其問答內容具見《大乘大義章》)，表現出遠公作為一代祖師，心胸廣大，謙謹好學的風范，亦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三）佛陀跋陀羅尊者，又稱覺賢，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人，釋迦族，甘露飯王后裔。以精通禪律馳名，于義熙四年（408年）來到長安。覺賢三藏因被人指斥顯神通而見擯于北方，遠公特遣弟子曇邕入關，替他們和解，由于覺賢不愿再回北方，便投奔遠公。遠公予以熱烈歡迎，邀他加入蓮社，請他翻譯佛經，并以負責的精神致書國主姚興，為覺賢解除了被擯的處分，恢復了覺賢的名譽。后來，覺賢又被邀到建康道場寺，譯出《華嚴經》(晉譯六十卷)、《僧祇律》等佛典13種共125卷，為大乘瑜伽學說東流開了先河。華嚴宗風的闡播，亦造端于覺賢的南下。南下的覺賢，所以有造于我佛教，其功仍在遠公。假定不是遠公的寬弘大量，覺賢雖懷大法也無由播揚。覺賢三藏終生不忘遠公的知遇之恩，遺囑圓寂后骨灰安放東林寺，其舍利塔建在東林寺。覺賢是歷史上第一位葬在廬山的外國僧人。

　　從上可見，遠公大師雖則是凈宗行人，然對大乘各宗各派的弘傳事業，都以極大的熱情予以推動。這種為法的精神，表現出一代宗師的德操。

啟建蓮社，上品往生

　　遠公在廬山東林寺結蓮社，率眾精進念佛，共期西方。鑿池種蓮花，在水中立十二品蓮葉，隨波旋轉，分刻晝夜作為行道的節制，稱為蓮漏。由于修行的理論與方法正確，蓮社123人，均有往生凈土的瑞相。遠公臨終預知時至，將一生三次見佛的事實告知弟子，制訂遺囑，依古禮露其形骸于松林，與鳥獸結緣。至期果然安坐而化，上品往生。享壽八十三歲。

　　遠公大師往生，道俗奔喪，絡繹不絕。四眾弟子不忍露骸松林，便奉遠公全軀葬于西嶺，治冢壘塔，謝靈運作碑文，以銘其德。后人在寺中圖畫遠公像，令人瞻仰。遠公大師德業廣被，自晉至宋歷代帝王謚號追薦多達五次。

匡正佛法

　　慧遠卜居廬山之時，佛教在江南已經有很大勢力。可是佛教界風氣不正，佛法衰頹。尤其是一些上層僧侶，附炎趨勢，迎合時流，外言弘道，內圖私利，競相奔走于權貴之門。有些甚至與最高封建統治者交通，竊弄大權，傾動亂時。慧遠目睹這種狀況，非常憂憤。在《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中，他尖銳地指出：“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在潛居廬山以后，他一面不入都邑，不仕王侯，身體力行，維護佛法，以自己高尚淳樸的德行為僧伽爭榮譽，樹楷模，一面積極提倡翻譯佛經，宣揚佛教戒律，并努力用佛學來融合儒學和玄學，為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取得應有地位作出了重大貢獻。

　　慧遠在廬山居住三十多年，始終影不出山，跡不入谷，每送客散步，也只以廬山虎溪為界，他孜孜為道，務在弘法，是從事佛教活動最重要的時期。到廬山后，他看到當時南方佛經很不齊備，禪法無聞，律藏殘缺，就派遣弟子法凈、法領等人遠度蔥嶺，尋求佛經。這些弟子跋山涉水，歷盡艱辛，從西域帶回《方等》新經二百余部，得以傳譯。慧遠在廬山一直千方百計同各地名僧互通消息。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罽賓（在今印度西北部）佛教小乘毗曇學大師僧伽提婆南下廬山，慧遠便請他譯出了《阿毗曇心》和《三法度論》。阿毗曇略稱毗曇，系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典籍，其教義主要是以我為無，以法為有（法，本指佛教教說、規范等，這里指包括物質的、精神的一切事物和現象）。毗曇學約在東晉時始行中國。釋道安曾大力贊助譯出有關論典。慧遠繼承師業，兼弘一切有部《毗曇》。當時和他同住廬山的著名佛教學者竺道生等人也精于提婆的毗曇學。毗曇學風靡一時，是同慧遠組織譯經和大力提倡分不開的。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著名佛教翻譯家鳩摩羅什（父籍天竺，生于龜茲，即今新疆庫車一帶）入居長安后，慧遠便向他致書通好，交流佛教譯本，并派遣弟子前往聽講問道。后來聽說羅什要回本國，他馬上作書，略問佛經中數十條事，請為批釋。羅什一一作答，現存十八章，即所謂大乘大義章。慧遠對于佛教戒律也很重視。弗若多羅曾在關中翻譯《十誦律》，未竟而逝。后來慧遠得知曇摩流支來中國帶來了這部佛典，就派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譯出了全本《十誦律》。《高僧傳·釋慧遠傳》評價說：“蔥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指江南）者，遠之力也。”

名重政界

　　慧遠在廬山對佛教理論，繼續進行了深入研究，而且有所發揮，使佛教和政治進一步結合起來，推動了佛教的發展。他主張佛性之說，認為佛的精神實體是不變的，是永恒存在的，人們應該把達到這一境界作為奮斗目標。佛教徒稱佛學是內學，把儒、玄叫做外道。而慧遠不僅精研佛學，而且兼通經學和玄學，一身兼儒、佛、玄三家。他認為儒、佛、玄三家作為統治思想來講，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主張“內（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企圖以佛學為主，以儒玄為輔，達到會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慧遠還極力倡導“彌陀凈土法門”，因此被后世凈土宗（也名白蓮宗、蓮宗）僧人推尊為初祖。晉安帝元興元年（ 402年），他約集信徒劉遺民、周續之（二人均是玄學家）、宗炳、雷次宗（二人均是儒家）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立誓，在精舍阿彌陀佛像前建齋，共期死后往生西方佛國極樂世界。在慧遠等人的提倡下，“凈土”法門在南方開始廣泛流傳。但是社會上流傳的所謂慧遠與十八高賢立白蓮社的說法，據現代著名中國佛教史家湯用彤考證，純屬偽說。

　　慧遠在廬山期間雖然堅決謝絕要他出山做官的一切請求，不介入政事，但是與當時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卻有著廣泛的交游，也博得了上層統治者的敬重，這為他傳播佛教的活動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時也保護了佛教。當時，東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都對他表示欽慕，安帝甚至還向他致書問候，就連北方的后秦統治者姚興也對他致書殷勤，不斷贈送食物禮品和佛教法器。慧遠同荊州刺史殷仲堪關系也很密切，殷仲堪曾到山上看望過他。后來，圖謀奪取王權的桓玄攻打殷仲堪，軍經廬山，要慧遠出山相見。慧遠稱疾不出，桓玄只好親自入山去看他。在此之后，慧遠和桓玄有過多次書信往來。晉安帝元興年間，桓玄攻入建康，殺死司馬道子和司馬元顯，掌握了全部朝政。他致書慧遠，詢問對于沙門不敬王者的看法，并下教令沙汰沙門。教令最后特別指出：“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慧遠復書給桓玄，一方面承認佛教陵遲，問題嚴重，一方面又提出要尊重佛教徒本人的信佛愿望，并且要保護持有各種不同方法的虔誠信徒。他以自己崇高的聲譽和圓熟的政治手腕，終于使具有震主之威的桓玄聽從了他的意見。

　　晉安帝義熙六年（公元410年），盧循率領十余萬農民軍從廣州起兵北上，占據江州（今江西九江）時，入山拜訪慧遠。慧遠與盧循的父親盧嘏同過學，見到盧循后熱情相待，并高興地述說幼年往事。當時有的和尚勸慧遠說：“盧循為國寇，同他這樣交厚，難道不會引起朝廷懷疑嗎？”慧遠不以為然地說：“我佛法中情無取舍，這一點有識之士都了解，沒有什么可怕的。”不久，盧循被劉裕擊敗。劉裕率領軍隊追擊盧循經過江州的時候，手下人告訴他說，慧遠與盧循交情很深。劉裕說：“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于是派人給慧遠送去一封信，表示敬意，同時還送給慧遠一些錢和米。

留名千古

　　慧遠于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一說為417年），卒于廬山東林寺，享年八十三歲。他的著作被整理為十卷五十余篇。現存著作按類別有《沙門不敬王者論》、《明報應論》、《三報論》、《沙門袒服論》等論文四篇，有《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統經序》、《大智論鈔序》、《阿毗曇心序》、《三當度論序》、《念佛三昧詩集序》五篇序文，此外有書信十四篇以及一些銘、贊、記、詩等，主要收集在《弘明集》、《廣弘明集》和《出三藏記集》中。

　　慧遠生前德高望重，在佛教界有著非常大的影響。著名詩人謝靈運曾為他寫了一篇碑文《遠法師誄》。南齊僧人道慧讀了慧遠的文集，慨然嘆息，恨自己生不逢時，未能親見慧遠。為了實現夙愿，他和另一個僧人智順溯流千里，到廬山觀看慧遠的遺跡，在那里流連了三載才回去。

故事一則

　　遠公（慧遠高僧）住在廬山（東林寺）時，雖然年紀已經老了，但講解談論佛經，從不間斷。他的學生中有偷懶不用心的，遠公說：“照射在桑榆間的夕陽之光（比喻年老），照理是照不遠的；但我希望朝陽的光輝（比喻青年），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明亮。”說罷，手拿經書登上座位，教誨朗讀，聲音洪亮而流暢，言辭神色十分殷勤懇切，高材們對他更加肅然起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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